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交通基础设施作为贯通不同区域、畅通物流人流的物理媒介和空间通道，无疑是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必要支撑和重要载体。交通基础设施的高标准联通，作为促进国内大循环的必要条件之一，对于助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进而促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形成具有重要先导作用。

表现为物理空间和虚拟空间两个层面

交通基础设施的高标准联通，首先表现为单维物理空间意义上各类交通基础设施的联通。新形势下，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不仅要加强机场、高铁、港口、高速公路等交通基础设施在不同区域或城市之间线性的连接互通，而且要通过水陆空通道无缝对接实现联运互动，打造立体综合交通网络和运输体系。

其次，交通基础设施的高标准联通，还表现为多维虚拟空间意义上的互交。在新一代科技革命驱动的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趋势下，商品和要素的流动日益加速，并呈现出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中交织重叠的网络化趋势，从而交通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也承载了更多的经济功能。

交通基础设施的高标准联通，本质在于通过各类交通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互交和互用，物流、人流、资金流和信息流得以不断畅通，进而联结和疏通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等国民经济循环各个环节。

主要体现为三方面效应和机制

从经济学涵义来看，一个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至少应包含巨大的市场需求规模、高效的市场运行机制、活力的市场参与主体等基本特征，且都需要有统一的市场制度标准作为保障。交通基础设施作为现代市场运行的基础性要素，其高标准联通对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作用主要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的效应及机制：

第一，交通基础设施高标准联通的市场一体化效应，可以有效削弱区域市场分割，从而有助于扩大有效市场规模容量。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提高了市场可达性，可以促进区域间相互开放和合作，进而促使资源配置更加合理、商品要素流动更加自由以及区域发展更加协调。交通基础设施高标准联通条件下，商品和要素充分自由流动，有助于平抑不同地区之间商品和要素的价格差异，从而促进区域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一体化。根据“市场范围假说”和技术创新的“需求拉动假说”，市场一体化条件下市场范围和容量的扩大，不仅可以加速形成产生专业化分工的集聚经济和规模经济，还可以为微观上“需求引致创新”效应的发挥提供足够的有效市场规模，进而在宏观上有助于加快促成经济发展方式向创新驱动转变。

第二，交通基础设施高标准联通的贸易成本下降效应，可以有效促进区域产业分工协作和资源配置优化，从而有助于提升市场运行效率。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压缩了商品生产地与消费地间的时空距离，使得商品的市场价值能够更快兑现，从而提升商品市场的运行效率。更重要的是，交通基础设施高标准联通降低了中间品贸易成本和要素流通成本，可以促进区域之间的产业垂直专业化分工、技术知识溢出和资源配置效率增进，从而促成市场扩张和相关区域的生产率提升。

第三，交通基础设施高标准联通的市场一体化效应和贸易成本下降效应所引致的本地市场效应和竞争重组效应，可以有效提升企业活力和竞争力，从而有助于培育壮大市场主体。从需求角度看，交通基础设施高标准联通条件下国内市场一体化带来的内需规模扩大，使得本土企业更容易借助“本地市场效应”获取出口竞争优势，从而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同时，市场一体化条件下激烈的市场竞争势必会淘汰掉一批生产率较低的企业，从而有助于提升特定行业内市场主体的整体活力和竞争力。从供给角度看，交通基础设施的贸易成本下降效应使得企业可以获得更多利润，有助于提高企业的存续能力、市场势力和产品竞争力。而在交通基础设施的“润滑剂”作用下，中间品和生产要素在区域之间的充分自由流动，还能使企业更容易进行跨区域并购整合重组，从而有助于培育具有较强竞争力的旗舰型大企业。

提升交通运输融合发展支撑保障能力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提出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要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推进多层次一体化综合交通枢纽建设，推动交通运输设施跨区域一体化发展。这不仅为新发展阶段我国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提供了明确方向指引，而且为新发展格局下推进交通基础设施高标准联通提供了可靠的路径遵循。

新形势下推进交通基础设施高标准联通，应当秉承系统互联、开放共享、新型高效、协同共治的理念，着力补齐短板、拓展功能、创新模式、深化改革，不断优化交通基础设施布局、结构、功能和发展模式，加快构建“人享其行、物优其流”的现代化高质量交通基础设施体系，进而助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着力补齐布局结构短板，全面搭建系统互联的综合立体交通网络体系。一方面，以提高空间可达性和网络覆盖面为目标，完善区域交通网络布局。加紧打通国省干道、城市辖区、内河航道的各类“断头路”“瓶颈路”，加密建设轨道交通、公路交通、干线航道、过江通道、快递物流等各类运输通道，加强都市圈城际间、城乡间的交通联结，完善区域、城乡之间的物流配送网络，加快补齐农村地区、西部地区和边境地区等特殊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发展短板，着力构建形成“6轴7廊8通道”综合运输通道布局。另一方面，以提升交通服务供给质量为目标，优化交通运输设施结构。因地制宜推进运输结构调整，加强不同运输方式之间的线位共用、信息共享、立体互联和标准互通，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和供应链物流，充分发挥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组合效率和规模效益。着力补齐应急物流、冷链物流发展短板，优化产业园区和港口后方集疏运系统，加强对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和战略物资储备调运的保障能力，加快构建系统互联、便捷顺畅、安全可靠的现代化高质量综合立体交通网。

着力拓展要素集聚功能，集成打造耦合联动的综合交通枢纽体系。枢纽经济作为交通运输与经济社会融合发展的产物，是集聚创新要素的重要载体和塑造培育新动能的重要来源。交通基础设施高标准联通的重要特征之一是拥有一批综合交通枢纽集群、枢纽城市和枢纽港站，实现交通、产业与城市的耦合发展。因此，应着力优化以枢纽经济区为关键节点的交通网络体系，加快高铁、机场、港口与高速公路和城际快速通道之间的高效联通，充分发挥交通枢纽对各类创新要素资源的集聚与配置功能。特别是具有交通枢纽优势的地区和城市，应以交通枢纽偏好型产业集聚为目标，优化营商环境，完善配套设施，发展高铁经济、空港经济和港口经济，积极拓展交通基础设施的经济功能。既要推进交通与邮政快递、现代物流、文化旅游等服务业融合发展，充分发挥交通的基础性作用；也要加强交通与现代农业、装备制造业、金融业等关联产业融合发展，拉长延伸交通产业链，充分发挥交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支撑作用。此外，应根据不同枢纽板块的各自定位，分类打造国际性、全国性、区域性综合交通枢纽，同时加强枢纽集群、枢纽城市之间的产业分工、创新协同和开放共享，构筑起多层级一体化综合交通枢纽体系。

着力创新融合发展模式，积极构筑新型高效的交通基础设施运营体系。一是积极推动新兴技术与交通基础设施深度融合。利用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新材料等新兴技术，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网络化、数字化、绿色化升级。推进智慧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交通运输大数据中心和管理平台等交通新基建，谋划智慧铁路、智慧公路、智慧机场、智慧航道、智慧港口、智慧车站布局建设，谋划落地实施一批智能交通应用示范工程项目，有序推进智能交通产业集群培育，加快建成适应新时代发展的一流新型交通基础设施体系。二是积极推动不同基础设施网络之间的协同融合。以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数字技术为引领，坚持规划建设与运营服务并重，协同推进交通基础设施与信息设施、能源设施的统筹布局规划建设，加强交通基础设施与其他基础设施之间的共建共享，提升综合交通运营效率、运输服务品质和通道资源利用效率，加快形成交通基础设施网与运输服务网、信息网、能源网融合发展新格局。

着力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探索构建协同共治的交通运输现代化治理体系。一是深化交通运输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厘清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明确相关职能部门在交通发展规划、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和管理上的权责界限。加强交通发展规划与国家区域发展战略总体规划，以及国土空间、产业布局、城乡建设、生态环境等专项规划的衔接。二是深化交通运输的法治化改革。完善综合交通运输法规制度体系和执法体系、行业信用体系和标准体系。加强交通基础设施、综合交通枢纽、交通运输的标准规范及其国际国内接轨，协调推动运输工具、装载单元、换装转运设备、作业流程、信息数据、服务规范、安全规则等标准的对接和统一。三是深化交通基础设施投融资模式改革。创新完善“政府主导、分级负责、多元筹资、规范高效”的交通运输投融资体制。统筹用好和优化各级交通发展专项资金，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投入交通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推进和探索完善PPP、REITs等模式应用。四是深化交通运输设施跨区域一体化改革。优先推进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长江中游城市群等重点区域的交通运输统筹发展，加快推进东中西及东北地区交通运输协调发展，着力推进城市群、都市圈内部以及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发展。可借鉴国际经验，以市场为导向、以资源为依据、以资本为纽带，成立类似欧洲海港组织（ESPO）的交通集团联盟来统一协调、建设和管理跨区域的交通基础设施，协力打造世界级铁路网、公路网、机场群和港口群。同时，建立统一的跨行政区政府交通管理和信息服务平台，实现交通运输领域的协同共治，促成交通运输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来源：中国交通报

作者：杜宇玮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江苏区域现代化研究院副院长